6601型护卫舰编队在护航中

                                                             206（506）“成都号”护卫舰

6601型护卫舰为调查“跃进号”货轮失事原因的海上编队护航 

          这是一支庞大的编队，总导演与指挥便是周恩来总理。“和平60号”与“海设”、“救捞1号”、“救捞8号”四船是潜水调查的作业分队，由张智魁统领。海军护卫舰“昆明号”、“成都号”，扫雷舰“沙家店号”、“周口店号”，猎潜艇“金州号”、“兖州号”，6艘舰艇护卫两旁，组成三个战斗警戒分队。全队1097个人中，包括“跃进号”那位垂头丧气、认定“跃进号”是受敌人攻击沉没的大副，张智魁要他随时提供线索，核对情况（注：由于“跃进号”购买海难保险而获得赔偿，中国政府当时决定不对其进行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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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最新消息确认“跃进号”已沉没。周总理指示海军：立即派军舰前往营救！（据有关报道）　　

 19时30分，“成都”和“昆明”两艘护卫舰紧急出航。此时，已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洛阳”和“开封”两艘护卫舰也奉命前往营救。 东海舰队和交通部、上海市海难救助打捞局奉命迅速组建了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作业编队。编队由两艘新型护卫舰（“成都号”和“昆明号”）、两艘新型扫雷舰、两艘新型猎潜艇、“和平60号”货船（改为潜水工作船）、“救捞一号”和“救捞七号”组成。我所在的“成都号”护卫舰为指挥舰。可以说编队集中了当时海军的主力。编队司令员、政委分别由舰队周仁杰副司令和段德彰副政委担任，护卫舰六支队参谋长聂奎聚担任编队参谋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任海军副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并率首次出访的海军舰艇编队访问南亚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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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跃进号”远洋货轮沉没原因（李长如回忆文章）

 海军舰艇编队调查“跃进号”远洋货轮沉没的原因，已经过去将近40年了。这是海军编队第一次驶出我国领海线，执行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下达的重要任务。 1963年5月1日下午，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驶往日本门司港的途中经过南朝鲜济州岛西南海区苏岩礁附近时沉没。58名船员，被日本渔船救起后转送到在该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上。周恩来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指示海军派出军舰把遇险的船员接回来。东海舰队即派“成都”等舰赶赴出事海区，于5月2日将遇险的船员接到上海。

（1）“跃进号”沉没后，外电根据片断的消息对沉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被鱼雷击沉；有的说是受到来历不明的潜艇攻击；有的说是触礁沉没；甚至还说是因造船工艺有问题而沉没的。为了确切弄清真实的沉没原因，周恩来总理指示，由海军和交通部组织海上编队前往现场，查明跃进号沉没的真实原因。 海军领导责成东海舰队与交通部有关部门协商，迅速组织调查沉船原因的海上编队，并指定由东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员周仁杰、第二政委段德彰担任海上编队指挥，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傅继泽为副指挥，并请上海海运局局长任副指挥。 当时，海军周希汉副司令员把正在北京参加海军战斗条令会审会议的周仁杰找去，将周总理的指示和海军的决定告诉了他，并要他立即去三座门参加总参谋部杨成武代总长召集的部署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会议。在杨代总长那里接受任务后，海军派专机把周仁杰送回上海，周仁杰把周总理的指示、总参的部署和海军的决定，向舰队党委常委作了汇报。根据舰队党委和舰队领导的指示，迅速组建了编队指挥所，指挥所设在吴淞码头，由周仁杰和我负责，并迅速展开工作。舰队经与交通部协商后，5月4日下达了组建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海上编队的命令。编队除原来确定的指挥员外，又增加了护卫舰6支队参谋长聂奎聚为编队参谋长。指挥舰为“成都”舰。命令强调了执行这次任务的重大意义,要求参调人员要提高警惕，严格执行海洋公法和中央军委1962年颁发的“六·三”指示，把完成调查任务和练兵、备战密切结合起来，并规定了指挥分工、防御原则、编队队形、航行速度以及安全措施等。命令要求各分队于5月5日12时以前做好出航和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2）5月12日，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亲自检查海上编队的准备情况。他首先听取了上海市和东海舰队负责同志关于出海调查跃进号货轮沉没原因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汇报。当汇报到编队领导干部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插话说：这次东海舰队出海调查是个很重要的任务，怎么舰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不亲自出海呢?后经报海军批准，海上编队指挥员改为陶勇、政委改为刘浩天，副指挥员是海司副参谋长傅继泽、上海海运局局长韩克辛，聂奎聚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第二梯队的指挥员为周仁杰，政委为段德彰。海军航空兵由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王学清、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刘世雄统一指挥。为了加强编队海上统一指挥和领导，经华东局和海军党委批准组成了编队临时党委。陶勇任书记，刘浩天任副书记，其成员有：张学思、傅继泽、我和交通部海运局副局长陶琪、上海海运局局长韩克辛、上海打捞局局长张志魁等8人。这次调查，从东海、北海舰队共抽调了30艘舰艇，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抽调了歼击机、水鱼雷机、侦察机共44架。东海舰队的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各2艘，海测船1艘和上海海运局工作船3艘，共10艘舰船组成海上调查作业编队，担负调查作业任务，在上海的4架侦察机也列入第一梯队。其余兵力计有舰艇24艘，飞机140架，组成二梯队，主要担负对海上编队的海空兵力支援，保证任务的完成，并负责各方物资的补给，情报搜集等。指挥所暂定设在定海港，以便随时支援第一梯队。 听完汇报后，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你们这次出海查清“跃进号”货轮沉没的原因，是个重要任务。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国威军威。所以你们不能把这次到远海执行调查的任务看简单了，这是海军成立以来，首次到远海执行的一项复杂任务。你们调查的海区是公海，来往的各国船只、飞机很多，一定要防止发生涉外事件，同时还要准备国民党来袭击我们。你们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搞好部队政策教育，要把中央对你们执行任务中规定的对外八条政策和公海公约、法规向部队讲清楚，使人人自觉遵守；二是要充分做好战斗准备，以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挑衅。”周总理还说：“我们考虑在你们起航时，新华社将发表新闻公告，所以你们一定要准时到达海区。”最后，周总理强调要在调查“跃进号”中搞好练兵。 这一天是星期日，我们都忘记了休息，周总理比我们更忙。他在上午听取我们汇报之后，下午又驱车到海军医学研究所，看望潜水员，还和正在进行加压训练的潜水员通了电话，询问潜水员训练情况，亲自察看了潜水员减压情况。

（3）5月13日清晨，出海编队舰船挂满旗，整齐地靠在吴淞码头接受周总理的检阅。检阅后总理登上了海上编队指挥舰“成都”舰检查该舰出海的准备情况。总理微笑着和舰长安立群握手，问他：“你们到过‘跃进号’沉没海区吗?”安立群回答说：“我们营救‘跃进号’船员时曾到过那个海区，但我们对该海区水文、气象、地质情况还不够了解。”总理又问：“你们出海调查‘跃进号’有什么困难吗？”安立群回答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不怕困难，有信心完成任务。”总理说：“好嘛，祝你们成功!”随后总理又到该舰指挥室看海图，并指出“跃进号”沉没的位置；还看了航海设备，并热情地与航海部门的干部、战士握手，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总理离开“成都”舰之后，又到其他舰看望指战员，了解各舰出海的准备情况。11点钟总理才到码头休息室休息就餐。 下午3时，在吴淞水警区礼堂召开了编队出海动员大会，周总理讲话：“同志们，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来参加你们的动员大会。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远洋货轮，5月1日在驶向日本途中不幸遇难沉没。这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洋事故啊！它不仅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国外议论纷纷，可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沉没原因？这是个很大的事件嘛！现在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周总理接着说：“你们这次到公海执行任务，一定要注意执行好党的政策，特别要防止误击外国舰船、飞机事件。遇到外国舰船、飞机对我舰船照相时可以警告它，但决不允许贸然开枪射击。我要求你们不能在外交上惹事．要严格遵守党中央的八条规定，并严格遵守公海法规。” 动员大会后天色已晚，总理仍不休息，到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跃进号”全体船员。经历了巨大风险的船员们，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个个心情激动，不少同志流下眼泪。交通部部长王首道请周总理作指示。周总理说：“同志们，今天晚上我是来看望大家的，不是来做什么指示。‘跃进号’沉没，同志们心情难过，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心情也很难过嘛！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认真总结教训，把坏事变好事，使我们今后的安全工作搞得好些，以弥补这次事故的损失。” 接见结束时，已经21点多钟了，这时，总理还没有吃晚饭。

（4）5月16日全编队出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经总理批准，5月18日9时编队从吴淞码头起航。 海上编队航行到长江口鸭窝沙附近时，大雾弥漫。编队不得不在九段与江亚沉船之间抛锚。到13时左右，视距稍好转，但能见度仍小于0.5海里。由于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我编队赴济州岛西南海域调查“跃进号”货轮沉没原因的消息，我们必须按时到达作业区。因此，编队指挥员，不顾复杂气象的影响，决定在雾中向作业区航行。在陶勇司令员的精心指挥下，经过26个多小时、210多海里的航程，于19日中午按时到达作业区。 作业区的雾也很大，视距只有100米左右。编队不顾大雾给作业带来的困难，立即投入了搜寻跃进号沉船位置的紧张工作。首先由猎潜艇以双艇编队搜索苏岩，以便确定“跃进号”的概位，然后再搜索“跃进号”沉船的准确位置。大约在19日下午，“金州”艇的声呐首先发现可疑目标，接着“兖州”艇的声呐也发现可疑目标。经过鉴别还不能肯定是苏岩，便又令扫雷舰参加进一步搜索。20日上午，根据目标回音的性质、海水深度的变化、海水变色、水流急和有浪花等判别，确定了目标是苏岩。编队立即将发现苏岩礁的情况报告了总参和海军。 5月21日，编队决定在苏岩以南分区搜索。大约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索，“金州”艇声呐发现有金属回音，并看到海面上有大片油迹和气泡等。该艇反复通过目标上方，测出水深从50米突然变为32米，用磁性水托鉴别时感觉有吸力拉不动。指挥舰“成都”也用声呐对目标进行反复的鉴别。22日，编队组织3艘汽艇进行拖扫，在拖扫中，有两艘艇的小锚刮有白色和绿色油漆，以后又以“海设”和“救捞1号”进行拖兜。13时左右拖到了沉船，“海设”号起锚时，锚上夹有玉米，再次抛锚时，锚钩住沉船。至此，肯定了“金州”艇发现的目标就是“跃进号”沉船。 编队指挥员马上将这一消息通过总参和海军迅速报告了周总理。25日，潜水员下潜成功摸到了沉船右舷船首“跃进”二字，锚孔朝上，甲板近似垂直，船体左倾侧卧海底。初步摸清了沉船水下状态，为“和平60号”就位进行水下作业做好了准备。 “和平60号”按原计划进入沉船左上方抛锚，由于流速大，虽然抛了6个锚，当夜还是流锚了，船位移动了几十米，以后又增抛了4个锚，才使船相对稳定在沉船上方。26日开始了水下作业。 在十多天的作业中，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舰船颠簸十分厉害，护卫舰、作业船常摇摆到35度，猎潜艇摇摆达到45度，90%的人员晕船，有的几天不吃饭。尽管如此，部队情绪始终高涨，人人坚守岗位，一面担任警戒，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并对作业区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进行了调查。在作业过程中，美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飞机差不多每天都到我作业区上空，低空飞行，侦察照相，有时我们连飞行员都能看到。美国军舰在我作业区周围活动，监视我方行动。战士们对美机的挑衅行为都很气愤，但都克制忍耐，坚决执行中央规定的政策，不主动惹事。 从5月26日到6月1日，经过72人次的水下作业，终于摸清了“跃进号”沉没的准确位置和确实原因。“跃进号”的准确位置是在苏岩礁方位148度，距离1.2海里，即北纬32.06度，东经125度11秒。其沉坐状态为船身左舷平卧海底，船首向北偏东15度。破损情况是：摸到破洞3处，凹陷5处，舭龙骨折裂一处。对苏岩礁的探模情况是，在其西南角处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坦礁，岩礁有遭受触撞的明显痕迹，在被撞处的周围有很多岩石碎块，当时还取回8块。有3名潜水员在水下见到部分礁石上有紫红色油漆皮存在。从沉船中和苏岩礁被撞处取回航海日志、六分仪、望远镜等29种物件，同时对“跃进号”船体3段合拢的两条焊缝，经过多次的核查，未发现破损或异常变化。因而，终于弄清了“跃进号”确实的沉没原因系触礁而沉没，并非外电报道的被鱼雷炸沉，也排除了是因造船工艺有问题而沉没的。 编队迅速将上述探摸的结果上报了总参和海军并转周恩来总理。5月31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祝贺和表扬编队圆满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周恩来总理还下达了欢迎编队返航的指示。 6月4日下午1点多钟，编队到达吴淞。罗瑞卿总参谋长和海军苏振华政委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迎接，上海市和上海警备区的领导及地方党政有关部门的同志共一千多人齐集在吴淞码头欢迎调查作业编队胜利归来! 
                                                                                                 

                                                                                                            原载2002年第18期《时代潮》

                                    “跃进轮”失事地点“苏岩”礁

                        周恩来总理与上海市领导人在吴淞军港接见参与“跃进号”事故调查的潜水员的合影